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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当考试来临时,许多考生习惯于“押题”,即在考试前针对可能要考的试题或者知识点,有针对性地复习。其实,古人对于押题,颇有经验。
要想押题,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。唐朝诗人白居易曾经报名参加了吏部选拔官员的“书判拔萃”科考试,这科主要考察经义和律法知识,判词的写作能力更是考察重点。白居易在备考期间,便自己押题,积累了上百道判词,合编成《百道判》。最终,白居易在考试中脱颖而出,成功获得了进入秘书省工作的机会。
南宋学者吕祖谦创建了丽泽书院,编写了一册《东莱博议》。教材编好后,吕祖谦自己也毫不避讳地说:“(《东莱博议》)为诸生课试之作也。”为了帮助学生们应试押题,里面的所有文章,都可以成为科举考试中的范文。据说学生通过学习《东莱博议》,立竿见影地提升了水平。因此,《东莱博议》后来不仅成为丽泽书院的教材,许多书院也将其选为读本和教材,《东莱博议》一时竟成了畅销书。
明朝前期的成化、弘治年间,科举考试用书开始出现,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教材当数《京华日抄》。这是成化年间杭州通判沈澄所刻的一部时文集,相当于“高考优秀作文选集”。此书一面世,深受士子们欢迎,同类书籍也大量迸涌。
后来,书商们不满足于简单编选,还会邀请各路名家对编选的文章进行点评和分析,帮助考生加强理解,提升八股文写作技巧。比如,明朝的《一房得士录》《阅艺随录》《程文选》等都是此类教材。
明末清初的学者吕留良也做过科考教材的生意。清人王应奎在《柳南随笔》中记载:“本朝时文选家,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,远而且久。”“天盖楼”正是吕留良所经营的,他靠着卖应试教材的生意大发其财。然而,当时的黄宗羲和万斯同却对吕留良的这种行为颇为看轻,甚至调侃这是“纸尾之学”。看来,纯粹以应试为目的却忽视对真才实学的培养,在古代也颇惹争议。
此外,古代还有“考前突击班”。比如,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湖南巡抚丁思孔选拔各府州弟子到岳麓书院教授科举之学,而且“月辄一试,糊名而进”,为了押题,每月都进行模拟考试。各地士子听说之后,纷至沓来:“远方学者闻风向往,虽远在江南闽浙,亦不惮重茧而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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